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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沙勿略也是有苦难言,他虽然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,但已经离开欧洲太久了。二十多年来,他最好的两个朋友……第一任会首罗耀拉已经去世十年,第二任会首莱内斯也于去年回归了天主的怀抱。现在掌权的第三任会首博瓦迪利亚,虽然同样对开拓东方领地野心勃勃,但更希望由自己的人来完成。好借此功劳,实现自己的教皇梦。
所以去年一上台,他便派了自己组织的传教团,前来代替沙勿略的工作。只是由于这些人到中国后,发现对这个庞大世界一无所知,暂时还离不开沙勿略的指引,所以才没有马上宣布会首的命令,而是向沙勿略套取相关的情报。
然后,他们通过沙勿略的几封书信,和对中国南方的一些认知,便自以为了解了大明的政治人情,认为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当他们借由沙勿略的努力,以进贡使团的身份进京后,就当仁不让的接过了主事权,命令沙勿略走皇帝路线,不要被沈默牵着鼻子走。
身为最自律的清教徒,沙勿略无法抗拒会首的命令,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,结果捅了马蜂窝,险些把多年的努力付诸流水。在面临失败的巨大压力下,那些新来的神父不敢再狂妄专行,只得请沙勿略重新做主。
沙勿略重新掌权后,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,都要取得沈大人的谅解……沈默其实并不怪罪沙勿略,传教士不是白求恩,不可能毫不为己、专门利人,他们来大明的一切行为背后,根本目地就是传教。但沈默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,却不是为了让天主的光辉照耀中国,而是要借这些精通科学和哲学的外国人,来为大明的士大夫开启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。
所以他必须打消他们想走捷径的念头,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自己划定的轨迹上。在这片东方大地上,双方实力过于悬殊,沈默甚至不需要亲自出手,就能达到自己的目地。对于这位年轻大人的想法,饱览世情的沙勿略自然不会不知,起先他并不甘心被利用,但通过同伴进行试探,已经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打击。
了解到对方的态度后,沙勿略明白了,要想在这里传教,就只能被对方利用,而且还得把差事做好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,才能获得传教的自由。但光自己明白没有用,还得让同伴也明白才行。好在没用多久,他的同伴们就发现,仅取得皇帝的信任是没用的,这位年轻的皇帝,并不像与他同龄的腓力二世,或者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强势。相反,他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,而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他的大臣们。所以取得这些大臣的认可,才是最重要的。
让他们沮丧的是,那些京城的官员们虽然彬彬有礼,纷纷邀请他们去做客,但也只是对新奇事物的好奇,更多的是问海外的风土人情,打听自鸣钟、西洋琴的来历,以及能否代购之类。通过交谈,他们发现京城高官对世界的了解,远不如上海那些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官员,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认知,都透着妄自尊大,显得支离破碎且不着边际……而这正是传教团遭遇困境的根源,因为《大明会典》里只记载有西洋琐里国,并无大西洋国,所以京城官员普遍认为他们‘其人可疑,其国也真伪不可知’也。
富有学问的明朝知识分子尚且如此,更不消提普通的民众了,在老百姓心里,这些西洋人形容丑陋、体毛浓密、且带着浓重的味道。只肯远远围观,绝不肯靠得太近,更不会接受他们的礼物,完全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
这种观念层次上的错位,使他们终于明白,自己的传教事业将会异常艰辛。便想拿出杀手锏,通过提供免费早餐、向贫民派发衣食,来吸引下层百姓入会,却遭到了沙勿略的严厉禁止,因为这是本土邪教的惯用手段,只能让天主教蒙上邪教的标签,害得大家都被抓起来砍头。
终于体会到当初沙勿略感觉,神父们彻底没了初来时的傲气,诚心诚意的请他教导如何去做。虽然生他们的气,但沙勿略以大局为重,还是把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。他对其他人讲道:“首先,为了减少传教阻力,在传教初期,要坚持奉行上层路线。皈依普通民众自然容易,但我们不能像在印度那样,一上来就打他们的主意。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员,像监视私产一样,紧盯着他们的百姓,我们得到太多百姓的信仰,会被视为引起社会不稳的邪教,而遭到严厉的打击。”
见众人一脸失望,他话锋一转道:“但这并不代表宗教不能流传,事实上,这个国家的人们,自由信仰着佛教、道教、儒教、***教等数种信仰,关键是要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。假如有一批知识分子,如进士、举人、秀才以及官吏等皈依天主,自然可以铲除误会,得到认可,其他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。”
“所以我认为,一位知识分子的皈依,较一般教友更有价值,影响力也大。所以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们的努力对象,不是大批民众,而是大明的知识分子。”沙勿略心中暗叹一声,最终还是上了沈大人的贼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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